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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海伪警察的总数达到了 6 125人。同时，另外两个重新组合的单位也开始运作。南京的内政部下令道，所有的“分局”和“所“都改称“署”。
而上海政府的特别分局（它独立于警察）在龚文舫的指导下重组，专门处理抗日分子活动的事务。
至1939年9月，以郭绍仪为首的伪侦缉队拥有300名成员。10月7日，日本人命令卢英将该侦缉队改编成特高课，从事特别任务，处理涉外事务，审查文化作品，以及调查持不同政见者。
同时，在当年春天投降的一支游击队则在浦东组成了“南淮反共自卫团”，开始发挥正规警察的作用，共有 700人，由李杰与江妙根指挥。由于自卫团一直在浦东征收不得人心的税金，因此如今作为正规警察机构，则获得了每月3万元的薪水。
1939年10月12日，警察局长卢英由侦缉队长郭绍义、水上警察队长鲍子英以及特务机关顾问竹辻陪同，视察了这个将前游击队员置于正规警察控制之下的“自卫团”，它已经拥有700名巡捕。
随着伪警察依仗日军而将势力扩张到郊区，他们与工部局警务处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冲突也相应激烈起来。1939年8月19日，租界警官在极司非尔路上向伪警察开火，射杀一名副巡官和一名探长。
极司非尔路92 号的沪西警署随后告诫，要“对租界警察持强硬无畏态度”，并授权使用武力对付任何人，而不管妨碍他们在沪西执行警务的是哪一国人。下发了中国警察（尽管是伪警察）——对越界筑路区拥有控制权这一新决定。
在英国于 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后，更是得到了日本的支持。9月9日的夜间，伪警察预备队的100个人从丰田纱厂被送到极司非尔路92号。这时，加上上海市政府警察，总数达到360人。
伪警察便以这支新军巡逻该地的越界筑路区。与此同时，伪警察与日本宪兵夺取了极司非尔路上的几所大宅，并在其大门外构筑了设有机关枪的沙包掩体。四天之后，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征用了华格路上的一幢大宅（风闻其台湾籍主人将其充作赌场），改成35名成员的兵舍。
翌日，由王德林签署的一份告示贴在了极司非尔路92号的门口，宣称，如今沪西业已置于维新政府的管辖之下，并邀请工部局警务处加入上海警察局，付给同等薪金。
租界当局与沪西的西方军事首脑，首先拒绝承认伪政府的权力声明。伪警察在劳勃生路与胶州路转角处设立了一个交通岗后，工部局警务处立即向意大利海军司令本蒂沃利^（Bentivoglio）伯爵提出抗议。之后不到三小时，这个岗哨就撤去了。
然而，在路外进行交通值勤的华籍和印籍巡捕遭到枪击之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了。10月22日清晨，王部局警务处探长和来自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展开了枪战，历时30分钟。
当时，日本与伪政权方面都激烈地争辩道，公共租界内反日的恐怖活动与持续的犯罪浪潮，都证明了工部局警务处没有能力保证法律与秩序。
因此，华人自己管理沪西的警察事务是必需的，甚至应该收回租界。伪政权的报纸重申租界为罪犯的活动提供了庇护的说法，声称伪警察已在其管辖的地区内成功地消除了犯罪和騒乱现象、
蒲素看到手里的剪报上是这么写的：
“迄今为止，在上海市政府警察管辖的地区内，从未发生过令人心惊胆战的劫案，此地比租界更为有效地维持了和平与秩序。这表明，中国政府有能力在其辖区内维持和平与秩序。我们希望，为了上海租界内数百万华籍居民的生命财产，市政府应该尽力收复租界。”
当然，关于沪西之法律和秩序的争论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但是正如上面最后一句所暗示的那样，它却是汪精卫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产物，即：组建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协议的关键点之一，乃是恢复中国对于已被外国占领98年之久的租界的主权，这是有意识地支持汪伪政权的爱国要求。这方面的主要主张即是治外法权与犯罪之间的关联，伪政府报纸白纸黑字写着诉求:
“租界自设立以来，始终是形形色色邪恶盗匪猖獗犯罪之地。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环境.盗贼更为大胆，以至与警察交战。……有鉴于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把收复租界作为其主要任务。租界变成了犯罪行为在中国的最好庇护所，为了清除本市的非法分子，收复所有租界应是当务之急。只要租界依然存在，上海就永无宁日。”
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一方面鉴于本国在欧洲作战，另一方面则敏感地意识到，即将建立的汪精卫政权，在处理租界问题上的杠杆作用将比维新政府大得多。因此它急于和软弱无能的傅小庵市长就歹土的警权达成协议。
1940年元旦刚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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