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已经算是全国最高的标准了,更何况三人还只是兼职的在校生。
王爱国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真有谁心存不满,王爱国也不介意换人。
当然,这种事自然也没有发生。
王爱国又在当时最好的京都饭店设下庆功宴,盛情邀请了系里的领导和教授们以及校印刷厂的领导和邮局发行部门的相关人员。
这种维系关系的事情王爱国自然做的滴水不漏。
五月底,王爱国就已经收到邮局发过来的通知,《东方传奇》第二期也就是六月刊的订阅量是八万册。
王爱国决定印十万册,多出来的放到报刊亭零售。
印刷量上来了,每册的成本也降到了八分钱。这样每册的利润就有一毛七分钱。
王爱国自己拿一毛钱,剩下七分钱做为人员工资和杂志社运营费用。
其实所谓运营费用也要不了多少钱。
办公场地什么的都是系里免费提供的。
这些钱主要是用于方方面面的打点。
虽然那时候的人都还很正直,没有什么贪污受贿的不良习气。但是一些基本的人情往来还是不能少的。
这样一来,王爱国个人六月份就将有一万元的进账了。
89年月入上万,说出去那简直骇人听闻。
要知道那时候如果一家人年收入达到一万元,就会被称为“万元户”。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家了。
万元户的由来,始于新华社的两篇报道。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末,GS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
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了SD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国内外5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
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了起来。
如果是换成做生意赚这么多钱,估计一个“投机倒把”的罪名王爱国是跑不了的。
但出期刊挣文化的钱,却得到那时社会的容忍,没有任何问题。
转眼又到了九月。七月八月《东方传奇》的月发行量已经稳定在十五万册,杂志社又招了几名七八级中文系的学生来兼职。
这事王爱国完全交给了王晓平她们负责,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尽量以贫困家庭学生优先。
这样,王爱国也轻闲下来,每天除了上课就在宿舍写作。
这天,一个班上的同学跑到王爱国宿舍:“王爱国,班主任找你,让你现在就去他办公室一趟。”
“好!知道了,谢谢你。”王爱国站起身,不急不忙将桌上的文稿纸笔什么的收好锁进抽屉,才动身出门。
王爱国来到了何向阳的办公室门口,不轻不重的敲了敲门。
门里传来何向阳的声音,“请进!”
王爱国推门进去,只见何向阳正和一人坐在那里交谈。
王爱国开口问道:“何老师,您找我?”当着外人的面,也不好叫老班了。
何向阳见到王爱国非常高兴,站起来笑吟吟的说:“爱国来了!”
转身指着身旁跟着站起身的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奉天省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我国著名作曲家秦永诚同志。”
王爱国已经猜到秦永诚的来意,便礼貌的打招呼:“秦主任,您好。”
秦永诚也笑着上前握住王爱国的手,说道:“你好哇,王爱国同志。这次我可是有求而来呀。”
王爱国明知故问:“哦,有事您请说。”
“是这样的。”何向阳在一旁帮着解释,
“老秦为参加一个全国比赛作了首曲子,认为和你的那首《我和我的祖国》配成歌会很完美。老秦和我关系不错,知道你是我的学生便找了我。”
王爱国一听便一口答应下来:“就冲何老师也没问题,秦老师您自管拿去用。”
秦永诚看了一眼何向阳。
何向阳会意的问王爱国:“爱国呀,至于这个费用……”
王爱国连忙接话道:
“什么费用?老师您这不是骂我嘛。秦老师,这首歌就算我俩合作怎么样?”
秦永诚自然求之不得,一口便答应下来。
不久之后,秦永诚创作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不但在比赛中取得一等奖,更是受到文化部门的表彰。
同时在社会上也被大家广为传唱,清河之名也走出诗歌界被大众所知。
此后,不断有人来找王爱国要将他的诗改编成歌曲。
大家发现王爱国的诗特别适合改成歌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而王爱国也乐得有扬名的机会,无不应允。
现在的清河,已经是华夏著名的诗人,作家和词作家了。
社会上也有不少了知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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