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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爷爷故事集 正文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44、农民掀起退社风潮(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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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吃了辣椒,终究是不好受的,忍不住就要叫唤。厉害些的猫还会豁出来闹上一闹。劳动致富的农民们被诱逼进高级社,不少人亲身体会了高级社的混乱和黑暗,看到了干部的**和骄横霸道,尝到了人身受制、收入锐减,生活水平下降的滋味。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他们能不抗争么?有些胆大的就闹起了退社,想收回自己的土地、耕畜,维护自己的土地耕畜所有权和生产生活的自由权。于是1956年秋后,全国各地农村闹起了退社的风潮。

    1956年12月4日,广东省委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的报告》。《报告》称:近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的统计,退社农户已达7万余户(包括部分在升级、并社中未报名转高级社的在内),约占入社总农户1%左右。已经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万7千余户,约占入社总农户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退社风潮。特别是在经济作物区和生产搞得不好的地区,退社问题更为突出而严重。如最近佛山专区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永宁、南兴两区十月下旬分批到省人民委员会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十六个乡共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把已经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高级社用;有的则擅自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塘鱼、摘桑叶,自己拿去卖掉;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锄,自行冬种。合浦专区灵山县有七个区二十多个乡发生抢割、抢分、拉回耕牛,耕自己的田、种自己的冬种等混乱情况,有些稻谷只有八成熟就被抢割掉,全县因闹社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

    浙江是全国农民退社风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5%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20%,为全国之冠。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霍处长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浙江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轰而散。

    据河南省临汝县委反映,在1956年6月间,临汝就开始出现“闹社”的迹象:龙山发生了打干部事件。之后,周围村庄就有人酝酿“闹社”。到了秋后,开始有一部分社员三五成群地到乡、到县请愿。到10月份,有19个高级社发生“闹社”问题,11月份是最严重的时期,发展到35个社,84个生产队,共包括3万人口的地区。“闹社”的主要表现是:开始不让外调本队或本村的粮食、红薯和蔬菜;而后停止生产,集结群众到乡、县请愿,私分、抢分粮食和红薯;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闹分社、退社。前后到县请愿的有33起,共860人(最多的一次120人)。杨娄、古城等四个乡前后共有2337人到乡请愿。有7个高级社发生殴打乡、社干部事件11起,被打干部14人。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1956年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地区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的一份简报称: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思想动荡不安的农户更多。浙江省宁波专区已经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约占30%;广东省已经退社的约7万余户,已有102个合作社垮了台。农民们要回了自己原来的土地,牵回了自己原来的牲畜。有的地方不断发生殴打干部的事件。河南省临汝、永城等12个县不完全的统计,闹事、退社的涉及278个社700多生产队。不少社员跑到县、地区、省里告状请愿。

    1956年夏收期间,在新疆南疆的伽师、库车、和阗、墨玉等县,先后发生了自收小麦、集体请愿、殴打干部的事件,有的已形成群众性的骚动。

    1957年春节后,一些地区的退社现象进一步蔓延和发展起来。在3——5月份,由于青黄不接,许多地方农民吃粮困难,在全国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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