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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爷爷故事集 正文 《碧爷爷故事集》第二卷68、革命前辈薄一波谈刘少奇(二)(第1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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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之后,接管城市的总方针定下来了,下一步是如何迅速使接管下来的城市生活正常运转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前方军需物资供应问题,也不仅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几百万脱产人员(军人、地方干部和旧职员)吃饭穿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全国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否则,一切难以为继。

    发展生产,自然首先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因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一条,我们在思想上是明确的,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业中,国营经济成分占的比重还很有限,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恢复和发展生产,自然不容忽视私营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对我们的城市政策有疑虑,我们的人员中也确实有“左”的情绪。因此,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困难。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份,我又向**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四五月间,少奇同志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4月上旬的一天,他来到华北局机关,对我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并说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我对他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来告诉我。他说,按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还说,他在天津的活动,一般情况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有些重要问题由我向中央和**报告。中央和**的指示也由我向他转达。他4月10日抵达天津,5月10日回到北平。在一个月时间里,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调查了解情况,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还作了多次报告。

    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是同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密切相连的。

    1、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认识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把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概括得很好。他基本上就是按照**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即照顾“四面八方”),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

    2、他批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时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在给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3、他强调,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他说,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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