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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42、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四)(第1页/共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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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干部揭发控诉说:“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是个“极左分子”、大跃进的狂热派。对许多“左”的指示,他就紧跟;郑州会议中央和主席开始纠“左”以来,他就千方百计地对抗,拒不执行主席纠“左”的指示和中央的纠“左”政策,在他统治的四川省“左”祸继续泛滥。”他列举了李某对抗中央和主席纠“左”的罪行“(1)对抗主席“队为基础”的指示主席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主席相信粮食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续跃进。

    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队。就在四川省万人大会召开期间,主席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政委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县有高级社三百五十六个,初级社三十八个,共计农业社三百九十四个,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户,耕地八百九十六亩。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县有十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管理区,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一百零七户,耕地八百一十一亩。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产队。李政委如此大胆的自行其事,是因为他认为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就已经是后退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

    在接着召开的各县算账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2)对抗主席关于“包产”的指示**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政委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3)继续搞“高指标”

    李政委要求农民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令干下去。他威胁说:“分权(核算单位下放管理区)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说,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

    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集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政委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看到李政委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政委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五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政委向没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举起来。

    这就是四川省委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

    (4)错误不纠正,批判说真话的人李政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纠“左”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主席要求大鸣大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疑派”、“算账派”们就按捺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八只渔船,二十八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二十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十二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

    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三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

    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一本是假账,每亩多报一千多斤,所以连谷种交完都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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