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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46、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四)(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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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藩继续控诉道: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

    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某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

    白娘子拍案对路宪文喝道:“做一地的父母官,首要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辖区,让辖区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你却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虐待百姓!你罪恶昭著!还有何话说?”

    路宪文面如土色、冷汗直流,但是却喊冤道:“犯官冤枉!冤枉啊!犯官所为,都是执行上级的指示,都是职务行为。而且,有许多坏事,都是下面县社队干部所为,并非是犯官指使。请大王明鉴!”说吧,连连叩头。

    白娘子气愤填膺,喝道:“向各县下达高征购指标,搞瞒产搜粮食,严密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是不是你下的指示?下面打人、整人,你制止过么?”

    又有一人告状,这人是信阳地区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他控诉道:1959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70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

    我当时任遂平县委宣传部长,县委让我接替陈丙寅,任**嵖岈山人民公社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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