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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三卷60、毛主席发出《党内通信》放松农村政策(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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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4月18到28,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席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当选了国家主席。主席卸掉重任,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想轻松一下,等候农村大跃进的喜讯。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的确是农民反对大跃进和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

    4月13日,主席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昌黎县的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材料反映:河北省昌黎县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上面定的粮棉指标太高,是吹牛皮,与实际相差太远,根本无法完成。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从果乡公社看来,1958年平均亩产308斤;1959年鼓12分干劲,亩产也超不出500斤。可是,上面分配的指标是亩产1200斤。群众说:“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群众对“没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也有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00斤,我就说2000斤。‘法不责重’,省得被批判‘右倾’。”

    主席开始警觉农业高指标,把此材料批给各省书记,要求“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4月17日,主席看过国务院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这些闹春荒缺粮的地区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产粮大省。这引起了的分外关切,他立即批示给周恩来,请周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里,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4月26日,主席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这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从四川进行调查回来了,他向汇报说,下面说假话很严重。四川新都县崇义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颗“亩产稻谷24000斤”的高产卫星。田家英问当地的干部和社员:“你们卫星田亩产稻谷24000斤,真有这么多么?”

    “报纸登了,电台广播了,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田亩产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也有一两千斤!”

    “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饭这样稀,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问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回答。后来,崇义场支部书记讲了实话,他说:“田主任,说老实话,亩产充其量不过650斤。”当他看到本县干部走过来,急忙转弯说:“我也说不准,等我回头好好查一下。”

    谁也不敢讲真话,怕给“三面红旗抹黑”,怕被打成“观潮派”“算账派”、“右倾保守分子”。讲真话难,难于上青天!

    主席现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什么鼓动大跃进的问题,而是要反对浮夸讲假话、抓好春耕生产、解决春荒缺粮的问题。他立即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插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等常委们的意见,又征求在北京开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的意见,然后于4月29日发了出去。

    主席在信里提出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用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的死硬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粮食问题,主席曾经很乐观,发愁“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现在,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问题,他说:“播种面积要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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