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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风云录 煮酒论史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第十节(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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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内廷与外朝随即声气相通。如此则大司马大将军权柄渐轻。

    孝宣皇帝亲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有“中兴”之称。

    孝宣皇帝驾崩后,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飞烟灭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随即失败。皇权独大,相权没落,大司马大将军等外威依旧辅政,内廷依旧权重,外廷依旧权轻,于是积弊成灾,就有了王莽篡汉之祸。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继而独揽权柄的。

    光武皇帝中兴社稷后,吸取了前朝败亡的教训。他先把尚书台的权力加重了,自己独揽权柄。然后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一个“公”统领三个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手中。换句话说,国家权柄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他把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分开的原则彻底抛弃了。

    光武皇帝中兴了社稷,也埋下了倾覆社稷的种子。

    “制度。”李弘突然意识到赵岐问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权的制衡?”

    赵岐惊喜地看着李弘,大声赞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玮脸显敬佩之色,不禁脱口问道:“大人怎么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难道你们忘记了,当初筹划建朝的时候,太傅刘虞大人、张温大人,还有老大人,其他诸位大人,都反复对我解释,为什么要用旧制三公为朝廷构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权,把皇权和相权分开,以控制外戚和宦官专权。”

    赵岐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发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袁隗大人为什么要给袁绍那份承制诏书?袁绍、韩馥和讨董联盟的大吏们为什么要执意重建皇统?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了很久,终于从这个问题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变既定讨董之策的原因。因为当今天子已经十岁了,再过十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李弘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十年时间都不够?”

    赵岐叹了一口气,“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李弘迟疑了一下,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赵岐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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